前台大醫院婦產科主任涉性騷背後，反映了哪些職場界線、權力與性別議題？心理師觀點：我們不能只要求受害者勇敢，也必須理解加害如何發生/ 看見心理 郭溥心理師
- admin_SeeingCounseling
- 14分钟前
- 讀畢需時 5 分鐘
郭溥 Kou Pu 諮商心理師
在近期某大型醫療體系爆出長期職場性騷擾與權力濫用的議題，此類的議題在公家單位或學術單位裡也不乏案例，也在metoo的浪潮中，這些本應是有更高道德標準及社會影響力的機關團體，卻接連發生這些逾越個人權利與道德的事件，也因為事件發生與社會觀感到矛盾，引發各界關注與重視。
當新聞曝光，大概常見的現象有兩個，其中最主要的動機來自於我們不希望自己或我們所愛之人，成為下一個被害者，因而會有指責加害人的聲音、有究責組織與環境的聲音，更不乏聽到要求受害者更有界限保護自己，然而今天想要多延伸討論的是，在明確存在專業倫理與制度的職場中，界限為何仍會反覆被踩踏跨越？以及作為同樣在這個系統裡生存的我們，如何自保以及如何思考界限議題。
日常界限的建立，從回到我們只是職場的「同事」及自己的感受開始
所謂「職場界限」，並不只是尊重他人的感受或誰覺得不舒服那麼簡單，與工作夥伴設定什麼樣的界線才「剛好」，答案本來就會因人而異的同時，還夾帶著各式各樣的權利議題。
我們出任各種職場時，原本的設定是專業上的合作關係，然而亞洲文化重視人情，常把同事當朋友、把主管或前輩當導師，職場關係因此同時帶有權力與人情的互動：上下屬、資深與資淺、握有評價權或資源的人，與人情或面子的顧慮，會使關係帶有各種投射。
許多性騷擾或職場不當對待，往往就是從逾越角色、權力與倫理的分際開始，甚至忽略了每個人在一段關係中本來就有選擇自己位置的權利以及職場關係本來的分際。
職場的不當對待與界限踩踏的自保，從「沉默」的觀察開始
因著職場上複雜的權力與位階關係，使得界線被踩踏的方式也不盡然是從明顯的性暗示、肢體接觸或私密互動開始，更多時候是從過度「關心」或特殊對待等，從微冒犯與差別待遇慢慢累積而來，而當這些很細微的不對等且不合理對待的發生，而最終往往會導致組織出現一個現象，便是群體的「沉默」。
根據社會心理學之相關研究，身處權力核心的人，較容易出現共感能力下降、對他人感受的低估，以及對自身行為後果的錯誤評估，進而可能高估自己的善意，忽略自己對他人造成的影響。實務上，包含性騷擾等職場不當對待，往往不只是個人缺乏「邊界感」造成，而是從一連串模糊掉界線的心理歷程而發展出來的結果。
我們對被害與加害常有一種簡化的刻板想像，認為加害者清楚自己在傷害別人，且加害的著手是一瞬間的事，事後受害者也會立即意識到遭受不當對待。然而在實務經驗中，許多加害行為發生時，是透過一連串的合理化，例如「我只是關心你」、「我們關係比較特別」、「如果你真的不舒服，應該會說」、「我這麼專業，不可能是加害者」。一方面逐步削弱對這件事情的知覺，也將退縮與沉默被錯誤合理化為默許，使得加害者「看不見」界限。而受害者也常因此陷入自我懷疑，「我的遭遇是否真的是權益受損」、「還是這是我自己想太多」，選擇噤聲與沉默。
在不當對待正在發生的情境下，常常界線的意識仍是存在，只是經過一連串的投射、猜想或懷疑，我們很難看清那些本來是用來保護彼此，也確認彼此工作上的權責的界線，加害人保持沉默常是一種合理化與忽略，而受害者或旁觀者可能是一種求生，而當我們開始意識到自己所在的職場，常瀰漫著沉默的氣氛，就是我們需要停下來問自己哪裡不對勁的時刻。
男性受害者，為何更難被看見？——從「完美被害人」的投射談起
社會對「被害者」往往有一套隱形的期待，也就是所謂的「完美被害人」想像：他應該是脆弱的、無力反抗的、情緒崩潰的，且在事件中沒有任何「讓人誤會」的行為，確實我們對「完美被害人」的期待，有時也是為了照顧自己不必面對不安，同時也對於被害人的求助環境形成難以忽略的影響。
在父權文化與性別社會化的影響下，男性被期待是理性、能承受壓力、懂得自保，這樣的框架，往往更貼近我們對女性或兒童等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卻讓男性受害者顯得格格不入。甚至「不應該被騷擾」。因此，當男性表達不舒服、恐懼或被侵犯的經驗時，外界容易將焦點轉向他的反應是否夠果斷、是否「早就該拒絕」，甚至質疑他是否誤解對方的行為。當一名男性在職場中遭遇性騷擾或霸凌時，他的身體、性別角色與社會期待，反而成為他「不被相信」的理由，因為他看起來既不夠脆弱，也不夠可憐，更不符合我們對被害者的想像這些反應其實是一種對「完美被害人」的投射；我們期待受害者符合某種無可挑剔的樣貌，才能安心地承認傷害的存在，而這樣的狀況下，男性的求助更難被聽見，甚至也導致了各種性別的受害人，在評估自己是否受到騷擾或不當對待時遇到了阻礙。
不急著修正自己在職場中的界線，而是從覺察委屈及沉默開始
性騷擾或不當對待是一件沉重的議題，如何成為「有界限意識」的人確實是一個好方向，但看見職場在權力不對等、人情糾葛與沉默文化之中的自己，也理解界限為何那麼容易被模糊，甚至被誤以為是個人不夠警覺的問題，是我們不責怪彼此的第一步。
作為常與性與關係議題工作的助人工作者，許多不當對待與性騷擾議題並非源自單一惡意，而是在長期忽略感受、合理化關係與壓抑不安中逐步發生。我們在職場的保護因子，往往是從我們相信能夠被好好理解，才有機會從自責與混亂中鬆動。或許我們可以選擇從自我觀察開始：哪些互動我忽略掉了別人？哪些沉默其實是在求生？而當我們願意停下來問這些問題時，也許就是界限重新建立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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